西安高新配资邓华转业到四川任副省长时，为何能随身佩戴两支手枪？谢秘书揭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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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7月，邓华望着车窗外川西高原苍茫的景色，突然来了兴致，回头对身边的秘书说：“小谢，把家伙带上西安高新配资，咱们去活动活动筋骨！”

这声“家伙”，指的不是别的，正是货真价实的手枪。当时，除了警卫员按规定佩枪，这位已经转业到地方担任副省长的开国上将，自己身边也带着两支。一支，他递给了秘书谢功贵，另一支则自己握在手里。一位转业到地方的省领导，为何还能随身佩枪，而且是两支？这背后，藏着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故事，也映照出这位铁血将军的别样人生。

故事得从一年前说起。1960年，一纸调令，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邓华调往四川，担任分管农机工作的副省长。这对于一位从井冈山一路打到朝鲜战场，战功赫赫的将军来说，无疑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。临行前，毛主席特意通过罗瑞卿总长捎话，嘱咐他“到四川后不要灰心，多到下面走走看看”。邓华心里明白，这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，也是关怀。他干脆利落地对家人说：“全家一锅端，去四川安家落户去！”

从统率千军万马的司令员，到管理地方农业机械的副省长，这个跨度不是一般的大。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接待了他，明确了他的工作方向——主抓农机。邓华坦诚地对组织派来的秘书谢功贵说：“过去我当兵，只爱练兵打仗，什么工业、农业都没搞过。现在要我抓农机西安高新配资，我是个门外汉。但组织定了，我就得学，得干出个名堂来。”他需要一个懂行的帮手，而农民家庭出身、一直在农业部门工作的谢功贵，正是他看中的人。

这位将军可不是说说而已。有人劝他，既然是挂个名，不如多养病，少管事。邓华听了，脸色一沉：“我拿人民的钱，就要为人民服务。”为了尽快从“门外汉”变成“内行”，年过五旬的他，像个小学生一样，买来一大堆农机方面的书籍，夜以继日地啃。下工厂调研，他从不先听领导汇报，而是先一头扎进车间，跟老工人、技术员聊天，把一线情况摸得透透的。

不得不说，向邓华汇报工作，绝对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。他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任何数据上的出入都休想蒙混过关。有一次，他到自贡一家农机厂视察，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一个空位问厂长：“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台铣床，去哪了？”厂长支支吾吾，想搪塞过去，说将军记错了。邓华目光一凛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不对，就是一台铣床，你把它搞到哪里去了？”在将军的追问下，厂长才老实交代，是拿机床换了辆汽车。事后，这位厂长悄悄对谢秘书感叹：“我以为这点小事能瞒过去，哪知道将军的眼睛这么毒，记得这么牢！”

正是这样一位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将军，在转业时却办了一件“出格”的事。这就要回到开头那一幕，他为何能带着两支手枪去四川。据在他身边工作了18年之久的谢功贵秘书后来揭秘，这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。邓华从沈阳军区离任时西安高新配资，接替他的是陈锡联将军，政委是。邓华把自己多年使用的手枪、望远镜等一批军用品列了一张清单，交给了军区。赖传珠政委看过后，考虑到邓华的赫赫战功和特殊身份，大笔一挥，并未提出异议。这既是当时对功勋将领的一种尊重，也算是一种不成文的特例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两支枪还各有来头。邓华自己拿着的那支，是不锈钢手柄的，是也门国王子赠送的礼物，极具纪念意义。而交给谢秘书的那支，则是苏联国防部所赠。说起这支苏联手枪，邓华还讲过一个趣闻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与陈赓大将等一批高级将领受邀赴苏观摩原子弹试验。临别时，苏方赠送每位中国将军一支刻有自己名字的手枪。结果送到陈赓大将手里的那支，上面刻的竟是“陈诚”二字，想必是苏方情报工作闹了个乌龙，把国民党将领的名字给刻上去了。陈赓大将自然没有接受，直到苏方改正后才收下。

将军爱枪，天经地义。即便到了地方，这份情感也难以割舍。然而，他身上那股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，却比枪膛里的子弹还要刚硬。就在那次去阿坝、甘孜视察的途中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大金县的同志为了欢迎他们，特意将不久前为防止野兽危害庄稼而打死的一头野鹿的鹿角，包好后悄悄放进了邓华专车的后备箱，并嘱咐谢秘书暂时保密。谢功贵深知邓华的脾气，不敢隐瞒。邓华得知后，当即表示：“不退还东西，我就不上车。”态度之坚决，让在场的地方干部无不敬佩。

在四川的十七年里，邓华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巴蜀大地的山山水水。他深入牧区，看到牧民们仍用手工挤奶、做酸奶，便思考能否用机械化来提高效率；他尝着藏区的奶茶和人参果，感慨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若能发现这种美味，该有多少战士能免于饥饿。他用脚步丈量着自己的新战场，用实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就曾称赞他：“邓华同志跑的地方多，在工作上最有发言权。”